5月初，刚果(金)金沙萨大学一场公开培训活动中，前政府官员、学者马蒂亚斯·布阿布阿·瓦·卡延贝教授公开建议将“本地加工刚果矿产”列为矿业公司在刚果(金)获准开展经营的前置条件。尽管这番表态出自学界人士，而非政府正式政策文件，但考虑到布阿布阿本人曾多次出任部长职务，并担任过刚果(金)国家投资促进局局长，其观点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金沙萨政策圈的共识方向。
对中国新能源及矿业产业而言，这一信号值得高度关注。刚果(金)是全球最大的
钴生产国和中国钴原料的第一大来源地，中国超过60%的钴矿及钴化合物从该国进口。任何政策环境的变化，都将直接传导至国内
新能源材料供应链。
一、从政策信号到法律文本：本地加工要求并非“新议题”
事实上，将矿产本地加工作为矿业开发的前置义务，在刚果(金)并非首次提出。根据刚果(金)现行《矿业法典》，
采矿许可证持有人“有义务在刚果(金)境内处理或加工其开采的
矿产资源”，须向矿业部提交工业化计划，说明矿产品的加工方案。仅当在刚果(金)境内无法以经济可行的方式进行加工时，采矿权人方可申请境外加工，且须经矿业部长和外贸部长联合签署命令、部长会议审议通过后方可获得批准，有效期仅为一年，届满需重新申请。
这意味着，本地加工义务早已嵌入刚果(金)的法律框架。此次学者公开表态的意义不在于“首次提出”，而在于释放了执行力度可能加强的信号——从法律条文中的“义务”逐步转向实际审批中的“硬约束”。
二、国内企业面临的两类影响：新进入者与存量项目的不同处境
若本地加工要求进一步收紧为审批前置条件，国内矿企将面临分化态势。
对新进入刚果(金)市场、正在申请矿权的企业而言，投资门槛将显著提高。过去“采矿+出口”的商业模式，可能需要升级为“采矿+冶炼加工”的一体化方案，资本开支和技术要求同步抬升。
对于已在当地拥有存量项目的中资企业，情况则相对复杂。一方面，后续矿权延续或产能扩张可能被要求补充本地加工方案，形成新的合规压力。另一方面，已前瞻性布局冶炼加工设施的企业可能获得结构性优势。以
洛阳钼业为例，其在刚果(金)运营TFM和KFM两座世界级
铜钴矿山，并配套建设了冶炼产能。2026年洛阳钼业计划实现钴金属产量10至12万吨。中国银河证券研报指出，该公司2026年一季度矿产钴生产正常进行，产量达3.1万吨。华友钴业方面，其钴冶炼产能约4万吨/年，2026年自有钴年产能有望超3万吨。这些较早实现“采冶一体”的企业，在本地加工政策趋严的背景下竞争优势或将进一步凸显。
值得关注的是，洛阳钼业、紫金矿业、华友钴业三家企业已控制刚果(金)七成以上铜钴资产。这三家企业的应对策略，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资矿企整体在刚果(金)政策变局中的处境。
三、中刚合作框架为中国企业留出协商空间
与印尼“一刀切”禁止原矿出口的政策路径不同，刚果(金)当前更倾向于通过双边协议和激励机制推动本地加工。
2026年3月26日，刚果(金)矿业部部长路易·卡班巴·瓦图姆与中国自然资源部部长关志鸥在北京签署地质矿产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备忘录基于“保护投资及促进自然资源本地加工”等原则，中方企业明确承诺“支持刚方本地加工举措，并将逐步部署大型工业化加工设施”，双方同步建立了跟踪与对话机制。
这一制度安排的关键意义在于：中资企业的本地加工投资并非单方面被动应对政策变化，而是已被纳入双边政府间合作框架，享有制度性保障与沟通渠道。同时，自2026年5月1日起，中国对包括刚果(金)在内的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政策，降低了刚果(金)矿产输华成本，也为本地加工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更有利的贸易条件。
印尼的前车之鉴也值得国内企业参考。印尼自2020年起实施
镍矿出口禁令，禁止未经加工的
镍矿出口，倒逼外资企业在当地建冶炼厂。中国企业通过主导开发莫罗瓦利工业园(IMIP)和纬达贝工业园(IWIP)等产业集群，成功构建了“采矿—冶炼—
电池材料”一体化产业链，将政策壁垒转化为产业链优势。与印尼不同的是，刚果(金)的本地加工政策尚未采取“出口禁令”的强制方式，而是通过鼓励与协商推进，这为中资企业提供了更为从容的调整窗口。
四、从钴出口风波看政策逻辑：产业链价值本地化的深层驱动
理解刚果(金)推动本地加工的深层逻辑，需要回溯该国2025年的钴出口政策波动。
2025年2月，刚果(金)以应对全球钴供应过剩为由，暂停所有钴出口;此后于10月转为实施出口配额制度，设定2025年剩余时间出口配额1.8125万吨，2026年至2027年年度出口上限9.66万吨，约为2024年产量的43%。这一政策变化直接冲击了中国钴原料进口——2025年1至11月，中国钴湿法冶炼中间品累计进口同比下降46.29%。
钴出口风波折射出的核心逻辑是：刚果(金)政府在积极运用资源管控手段，从价格调节向产业链控制延伸，目标是将更多附加值留在本国。布阿布阿教授在此次培训活动中关于“遏制外国行为者推动的个体开采活动”“缓解卡松巴莱萨等海关口岸拥堵”“严厉制裁海关欺诈”等一系列建议，同样指向同一个方向——强化资源收益的本土留存与监管能力。
对于高度依赖刚果(金)
钴资源的国内
新能源产业链而言，这一趋势意味着：单纯的原料采购关系正在被“本地化运营能力”这一新的竞争维度所重塑。中资企业需要从“资源获取者”转变为“产业链共建者”，才能在政策变化中保持主动权。
五、小结与展望
刚果(金)本地加工政策的渐进收紧，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全球资源民族主义从“税收驱动”转向“产业链驱动”的缩影。对中国矿业及新能源产业来说，这一变化既有挑战，也蕴含着结构性机遇。
从产业角度观察：其一，在刚果(金)运营的中资矿企需将本地加工投资纳入中长期战略规划，而非视作短期合规成本;其二，产业链布局需注重多元化，降低对单一资源国的过度依赖——当前国内企业已在印尼等地开拓钴、镍等
新能源金属供给渠道，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单一区域的供应风险;其三，中刚政府间合作框架为企业协调过渡方案提供了制度依托，企业应善用这一渠道，将合规压力转化为竞争优势。
刚果(金)矿业部长在2026年3月访华时明确表示，该国长期目标是“将行业从原材料出口模式转变为支持国内加工和可持续工业发展的模式”。这一趋势方向已十分清晰。对中国企业而言，在资源国的可持续发展不仅取决于资源获取能力，更取决于与当地社会、政府的利益共享能力——这是中国新能源产业链走向全球必须面对的核心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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