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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21年底，海外前十大铜业集团中，仅智利国家铜业和安托法加斯塔两集团未在所属母国智利外从事跨国铜业资源开发；两集团在智利分别持有在产矿产铜权益产能177.4万吨/年和51.7万吨/年，合计产能占65座在产铜矿山总产能的17.6%，占智利境内21座在产铜矿山矿产铜总产能560.9万吨/年的40.8%。其余8家海外铜业集团在所属母国境内持有在产矿产铜权益产能合计232.0万吨/年，占65座在产铜矿山总产能的17.8%。此外，秘鲁境内5个铜矿项目均由外资持有运营。
现阶段，占65座在产铜矿山总产能64.6%，占世界矿产铜总产能32.2%的铜矿资源，由海外前8大跨国铜矿业集团在所属母国外全资持有或参股跨国经营。
开发具有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必和必拓于1930年成立了人民基金，旨在为员工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力拓集团于1995年承认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土地权利，并致力于遵守当地社区和土著群体所期望达到的有关标准。英美资源于1979年制订了“学员计划”(Cadet Scheme)，以支持有发展前景的黑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并聘任其成为新兴管理阶层。1985年，英美资源成为南非第一家承认黑人工会的大型矿业公司。1986年起，英美资源与南非矿业协会一道，致力于抗击艾滋病病毒工作，并将免费医疗计划从员工逐步扩大至其家庭成员。2019年，英美资源位于秘鲁的Quellaveco铜矿项目，由于抗议活动而决定提前3年斥资约3000万美元在该项目附近开展社区建设。自由港-麦克莫兰于2001年成为国际矿业与金属理事会（ICMM）创始成员，致力于推动安全、公平和可持续地发展全球矿业。嘉能可于2014年成为国际矿业与金属理事会（ICMM）成员。
取得初步成效
一是我国自主技术装备水平持续提升，众多海外项目相继建成投产。近年来，我国铜矿采选及冶炼技术装备水平持续提升，逐步实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的转变，并在我国铜矿资源海外开发进程中，实现了秘鲁拉斯邦巴斯铜矿和特罗莫克铜矿、刚果（金）卡莫阿铜矿、厄瓜多尔米拉多铜矿、巴基斯坦山达克铜金采选冶联合项目、赞比亚谦比希粗铜冶炼等一大批项目的建成投产。
此外，应用具有中国知识产权技术的越南大龙铜冶炼厂的建成投产、中国恩菲与印尼投资协调部自由港铜冶炼项目合作备忘录签署等系列成果的取得，正在实现中国铜工业技术装备的成套对外输出。相关产业技术装备的海外应用实践，正在将中国铜工业在能耗、环保、绿色智能化等方面的工作成果，转化为推动和引领包括中国铜工业在内的世界铜工业高质量发展动力。
二是我国铜矿资源海外开发，有效促进了当地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商务部数据显示，2013—2021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1613亿美元。截至2021年底，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园区累计投资430.8亿美元，为当地创造了就业岗位34.6万个。其中，中国铜工业企业作为最早“走出去”的代表之一，在其中也发挥了积极的带动作用。
中铝集团在秘鲁累计投资超过48.5亿美元，直接或间接创造就业岗位1.5万个；特罗莫克铜矿积极实行本土化用工，本地员工占比超过93%，使当地贫困人口从初期的43%下降到9.3%；累计缴纳各类税金超过13亿美元。中国有色集团赞比亚谦比希铜矿项目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在矿区所在地成立了中国-赞比亚经济贸易合作区，并陆续引入企业近80家，投资超过25亿美元，为赞比亚上缴税费近10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超过1万个。中国五矿巴基斯坦山达克铜金矿项目自经营以来持续稳健盈利，是当地经济和民生的重要支撑，该项目聘用巴方员工占比超过85%，属地化程度较高，被中巴两国公认为“中巴经济合作的典范”。
包括我国铜工业在内的“走出去”企业，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遵循的是开放、透明原则，实现的是合作共赢。我国铜矿资源海外开发，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为构筑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了“中国智慧”，为构建全球发展共同体提供了“中国方案”。
三是我国企业在当地积极履行社区建设等社会责任，并通过海外职业教育为当地的未来发展培养人才。中国五矿巴基斯坦山达克铜金矿项目，无偿为当地百姓解决水电、医疗、教育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国五矿为巴基斯坦捐赠抗疫物资，山达克铜金矿中巴员工守望相助、同心抗疫，取得了包机复工、稳产高产、矿山内部“零感染”、无一天停工、无一人失业的成绩。中铝集团在秘鲁特罗莫克铜矿项目推进过程中，先期投资新建了污水处理厂和居民小镇，实施了1050户当地居民的整体搬迁，成为秘鲁首家进行矿区居民整体搬迁的企业。2020年，尽管受到了疫情的强烈冲击，铜陵有色厄瓜多尔米拉多铜矿仍然坚持履行法律责任、采矿合同和社会责任，全年向厄瓜多尔政府和地方省市缴纳各类税费共计4687万美元，在项目影响地区和周边邻近地区采购物资及服务费用总计2892万美元。
充分尊重当地文化、宗教和风俗习惯，为项目所在地社区居民提供物质、文化生活保障，不断提升当地社区建设水平，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是我国铜工业“走出去”企业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具体体现。
此外，中资企业也注重海外职业教育和专业人才培养，在推动当地教育教学体系建设的同时，提升当地产业工人教育能力和水平。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及中国有色集团持续深耕海外职业教育工作，并于2019年4月，获赞比亚高等教育部批准成立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成为我国首个在海外开展学历教育的高等职业学校。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及相关企业，在探索当地专业人才培养机制的同时，为项目所在国优秀人才创造来华留学机会并提供奖学金，以充分发挥出我国产业技术教育优势，为当地社会未来发展培养后备力量。
保障程度的四点思考
近年，中资企业在海外铜矿资源开发上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境外矿产铜产能规模已与国内产能规模相当，但仍无法满足国内消费需求，中国仍需大量采购进口铜精矿、阴极铜及其他含铜产品。
根据ICSG统计数据，2021年我国阴极铜表观消费量近1400万吨，以中资企业在全球持有矿产铜总产能407.9万吨/年计算，我国权益铜资源保障程度不足30%；海外权益矿产铜资源保障程度仅为16.0%；境内自有铜资源保障程度仅为13.4%，而海外前十大铜业集团铜矿资源保障可完全实现自给自足。相对于我国巨大的精炼铜消费基数，我国铜矿资源保障程度严重不足。
未来，我国铜工业企业海外资源开发，也应在充分总结已有工作成效和经验的基础上，借鉴海外铜业巨头跨国矿业开发经验，放眼全球，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构建，以切实成效提升我国铜资源保障程度，助力我国铜工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遵循开放透明原则，高质量构筑“一带一路”。中资企业在海外铜矿资源开发过程中，要以习近平总书记“一带一路”倡议为指引，全面准确把握“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深刻内涵，高质量推进有关领域伙伴关系建设，推动当地经济社会与项目建设协同发展。要在已有工作成效基础上，继续发挥中国在基建、装备、技术、教育等方面的优势，深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行业企业要在所属领域，在实现项目稳健开发的同时，协同推动当地社区建设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二是国家外交及政府有关部门应在境外项目开发过程中给予中资企业及当地政府更大的支持力度，并协同相关企业在基础设施、运输、铁路、港口建设以及职业教育培训等方面形成合力。国家外交层面应通过建立高层对话机制，与欧美等发达国家同等配置驻外使馆商务处人员数量，加大对项目所在国家基建援助等多种政治经济贸易合作力度，为中资“走出去”企业在项目所在国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中资企业除独立进行境外项目开发外，还可通过组建不同行业、不同主业间企业项目联合体的方式，发挥各自专业特长，参考嘉能可耗资5.5亿美元在哥伦比亚建成纽埃沃（Puerto Nuevo）直接装卸港；力拓集团在世界范围内持有4个独立港口码头、1700公里铁路运输网等海外集团成功经验，以总体规划、同步实施的方式，实现以项目为依托、配套项目系统化建设，形成以基建促开发、以开发带发展的系统战略发展模式。
三是我国铜工业企业要积极转变现有冶炼、加工产业规模大，资源掌控能力小的不良产业结构，在全球范围内加强矿业资源勘探及相关技术研发投入，通过绿地、宗地、深边部勘探项目，多渠道提升铜矿资源保障程度。现阶段，海外主要铜业企业以资源勘探为基础，通过提高铜矿资源储量以保障稳定持续发展的路线极为清晰。而中国铜工业企业因产业结构失衡，导致原料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在对国际铜价高位运行形成支撑的同时，导致全行业平均营收利润率不足3%，海外前十大铜业集团铜板块平均营收利润率却高达35.2%的被动局面出现，从而进一步遏制和阻碍了我国铜工业转型发展势头。因此，中国铜工业企业也应充分借鉴海外铜业巨头发展经验，在通过项目并购、参股经营、股权投资等方式获取权益资源的同时，同步开展国际资源勘探，并联合高校院所、地勘企业等进行资源勘察技术装备研发，多渠道并举，在提高我国铜矿资源保障程度的同时，实现我国铜工业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
此外，随着近来国际政治局势的动荡与变化，海外矿业资源投资与开发风险和难度有所加大，我国铜工业企业唯有发扬敢为人先的斗争精神，才能在海外资源开发上取得实质性成效。事实上，欧美等跨国矿业集团公司所掌控占世界矿产铜总产能50%的铜矿资产，集中分布在美洲、大洋洲等政治经济较稳定地区。中国铜矿资源开发主要集中在非洲等动荡、安全形势严峻地区，存在其客观必然性，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我国海外矿业资源开发战略，才能保障我国铜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
四是我国铜工业“走出去”企业应在世界舞台上积极发出中国声音，坚决不给别有用心、恶意抹黑中资企业境外项目开发活动的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大气污染防治、绿色矿山建设、节能减排、技术装备升级改造等方面均开展了系统性工作，并取得了明显工作成效，对守住绿水青山，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我国铜工业“走出去”企业在项目所在地开展经营活动时，也充分应用了国内同类项目建设经验与成果，严格遵守所在国家有关标准规定；若无相应要求，则采用国际通用标准或同类标准就高不就低的做法，切实推动了项目建设与社区建设、项目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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